我和《中国地图册》

真是巧极了，就在三十年前———1968年初春，我独自乘火车离开北京，怀里揣着一本《中国地图册》，走向东南，也走向不可知的终点。我整整漫游了一年半的光阴，直到党的“九大”开幕，主席团中有了王震的名字，随后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他的名字———我这才放心，便从旅途中回转身子，直接返回了我的工作单位———新疆的塔里木河垦区……

我是在1965年由王震同志亲自介绍，由北京去新疆工作的。第二年“文革”爆发，王震受到冲击而靠边站，于是就牵连到那些由他亲自介绍到新疆工作的青年们。我听到消息，怕吃眼前亏，于是就跑回北京。没多久，北京又轰外地人，不准我在北京继续停留。我可犯了难，因为当时新疆武斗升级，根本回不去；可北京又不让住———我不禁捶胸自问：“偌大中国，我犯了什么法，为什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？”这时，母亲缓缓对我说：“中国大着呢，许多地方你还没去过。这样吧，家里支持你一些钱，权当路费，你就去认识一下祖国吧。记住：我们虽然有困难，但永远不能没有理想……”我母亲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，后来无辜被打成右派。她在50年代担任过《旅行家》杂志的主编，所以对“认识祖国”一往深情……

于是，我就揣着一本简装的《中国地图册》上路。以后的岁月中———在火车上，在长途汽车上，以及在徒步行走中，我都不时翻开这本地图册。我的目力几乎穿透纸页，把那一条条公路线或者代表城市县镇的小圆圈儿，都“刻印”进脑子里。我每到一地所接触到的事情，所新认识的人，也同样都被“刻印”进脑海……

由于看地图采取了“刻印”的态度，也由于那时年轻，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别清晰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我先由新疆调到了河北，随后调回北京，又几经搬家，但这本地图册始终还在我的手边。如今每次出差，我依然要带着这本老地图。它确实是“老”了：它上边的城镇名称，有许多已经变更；许多新开通的火车线或公路线，它上边也没有标明。但我习惯带它出游，每逢它与外界“不适应”时，便格外引起我的深思。我会回忆起年轻时动荡的经历以及民族的苦难，更感慨和珍惜今天的安定与幸福。

可以说，尽管《中国地图册》上除了地名就几乎没有文字，但确是我最珍惜的一本书，是和我的命运直接相连的一本最大的书。去年我写了一本题为《书前书后》的书，拿我在苦难时期读过的几十本书作为贯穿，写这些书对我安身立命发生了哪些影响，现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